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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卖心爱之作资助贫困生 六人领到爱心款
来源:潍坊新闻网   2017-12-15 02:49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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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西是一块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厚土,这是不争的事实,但却也在一些人的眼中,被误认为缺新少异,流于保守,此乃大谬也。远的暂且不说,即以近几年而言,就有三晋新锐作家群、刘慈欣科幻小说、贾樟柯的电影、林鹏的“思想老虎”、李国涛的文学评论写作及“衰年变法”群体的非虚构写作等等为国人所瞩目。而今,山西文化发展中的“寓真现象”,再次令国人刮目相看。

  寓真本名李玉臻,曾长期在我省政法系统任职,其古典诗词写作闻名遐迩;纪实文学《聂绀弩刑事档案》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曾令大江南北洛阳纸贵;《六十年史诗笔记》足显史家风范;对《碧落碑》的解读,揭开了《碧落碑》的千古之谜,其碑帖研究功力深厚;而书法,而文艺评论,而散文随笔,甚至小说创作,均具独特品位,每每为人称道。其对山西文化发展的引领示范意义,无以名之,姑且称之为山西文化发展中的“寓真现象”。

  “寓真现象”最为引人注目的,是其既为领导但同时又极富文名。其实,在中国古代社会,身居高位而又文名远播者数不胜数,如屈原、苏轼、韩愈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元稹等。说其为优秀传统文化且曾经辉煌,并不过分。其因一为中国古代,学而优则仕,一为传统中国以群体伦理作社会价值本位,诗文的伦理教化作用自当为全社会所重视。现代中国,各种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,在官员知识结构中,日渐丰富而不似中国古代官员多偏于词文,所以,现代社会官员诗文辞赋写作的光辉,较之中国古代官员,自然会黯淡许多,但这并不能抹煞现代官员从事诗文辞赋写作的积极意义。

  中国现代官员,在现代教育中,汲取着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同的文化乳汁,但随着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,独立角色的形成,二者的差别渐明。官员更看重价值的现实可行性,知识分子则更侧重价值的纯粹性,官员更看重社会性,知识分子更侧重个体性。如果说,中国古代士人因为是作为官员的后备候选者,并没将二者区分开,那么,现代官员对此则有着日渐清醒的认识。于是,当二者同时作用于现代官员的诗文辞赋的写作时,一方面,增强了官员写作的社会意蕴的厚重性。一方面,又实现了官员个体性,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,显示着现代官员的日渐成熟。近年来,官员写作诗文辞赋渐成风尚,虽其中多有肤浅好笑之人之文,但其发展大势却颇值得肯定,在这一发展大势中,寓真远远地走在了前列,并引领示范着后来者。

  如前所述,在文史艺术领域多方面的才能与成就,是“寓真现象”另一个鲜明的特色。你可以称其为诗人、词人、作家、学者、书法家、碑帖专家等等。其实,在中国古代,对此有一个非常好的称谓:文人。现代社会,由于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原因,人渐渐失去了自身生命的丰富性,而被局囿于束缚于某一专业领域而不自知。譬如小说家不通诗歌,书法家不看小说,许多学者作家,完全不懂琴棋书画,讲现代文学的不会讲古典文学,讲古典文学的对现代文学十分隔膜等等,都是屡见不鲜甚至被视为常态的事实。这并不仅仅是知识的残缺,素养的贫瘠,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度,文艺,似是文人的宗教,是文人精神的实现方式,局囿于文艺的某一门类,甚至进一步将其职业化,是文人精神扩张的丧失。这在一个功利对生命挤压的时代,尤其值得引起警惕。

  寓真自言自己一辈子是一个忠实的法治工作者,诚哉斯言。而其文史艺术方面的成就,则在昭告着我们,什么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个人。说到底,历史的发展,文化的发展,终究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其发展的根本尺度的,这,或许是“寓真现象”对山西文化发展的一个启示意义吧。

  傅书华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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